澎湃新闻记者 胡杰
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柯尔斯蒂·考文垂。
2026年3月26日，国际奥委会（IOC）在瑞士洛桑总部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
经执委会批准，国际奥委会正式发布了一项关于保护女子组别的新政策，明确规定奥运会及国际奥委会旗下任何赛事的女子组参赛资格，将严格限定于“生理女性”。
作为前奥运游泳冠军，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柯尔斯蒂·考文垂强调：“在奥运会上，哪怕是最微小的优势，都可能决定你是否获得金牌。生物学男性参加女子类别的比赛显然是不公平的，而且在某些运动中，这根本就是不安全的。”
这项将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正式生效的新规，注定伴随着争议与讨论，但也终结了国际体育界关于跨性别运动员参赛资格长达数年的争议与模糊地带。
身负性别争议的阿尔及利亚女子拳击选手哈利夫。
SRY基因检测成为“守门人”
根据国际奥委会发布的政策文件，资格认定不再依赖于运动员自我认同的性别或睾酮水平的波动控制，而是回归到最基础的生物学指标——SRY基因筛查。
SRY基因是位于Y染色体上的性别决定关键基因。在胚胎发育初期，它的存在会启动男性生殖系统的发育。国际奥委会表示，通过唾液、口腔拭子或血液样本进行的SRY基因检测，是目前最准确且侵入性最小的生理性别筛查方法。
按照新规，运动员一生只需接受一次此类筛查：若筛查结果为阴性（即无SRY基因），该运动员将永久满足参加女子组赛事的资格；若结果为阳性，则原则上被禁止参加女子组比赛。
不过，该政策并非毫无变通。国际奥委会为极少数特殊医学情况预留了例外条款，即患有完全性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或其他罕见性发育差异的运动员。在这些个案中，运动员虽然携带Y染色体，但由于身体组织对雄激素完全不反应，并未获得由睾酮带来的性能增强优势，因此仍可能被允许参赛。
此外，新规明确表示其不具有追溯力，且不适用于基层或休闲体育项目。这意味着该政策精准地定位于精英体育的最高殿堂——奥运会。
考文垂解释说，倡导全民运动与承认奥运会是精英运动并不矛盾，两者之间存在很大不同：“体育是包容性的，而且永远如此……但我们也需要承认奥运会聚焦精英运动。在精英运动中，我们需要确保所有比赛的公平、安全和诚信。”
比赛中的哈利夫。
从巴黎风波到统一共识
国际奥委会此次的“急转弯”并非一蹴而就，其背后是近年来不断激化的矛盾与多起标志性事件推动的结果。
长期以来，国际奥委会在跨性别运动员参赛问题上缺乏统一规定，仅提供所谓的“框架”建议，将具体政策的制定权下放给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导致了标准不一、争议频发。
转折点出现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在女子拳击比赛中，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伊曼·哈利夫因性别争议成为全球舆论的焦点，将“如何定义女子运动员”这一棘手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也让保护女性项目公平性的呼声达到了顶峰。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考文垂在2025年6月就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三天后，迅速将“保护女性类别”列为优先事项。彼时，考文垂表示：“不是多数委员，而是所有委员都一致支持保护女性比赛项目。为此，我们将重新审视女性项目参赛资格标准，并成立一个由专家和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组成的工作组。”
考文垂牵头成立工作组，从2024年9月至2026年3月进行了为期18个月的审查，期间咨询了医学专家、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以及来自全球的运动员意见。一项针对超过1100名运动员的在线调查显示，大家对于在女性类别中确立明确、基于科学的资格规则存在强烈共识。
最终，工作组达成了一致结论：在所有依赖力量、爆发力和耐力的体育项目中，男性性别均具有显著且无法通过后期干预完全消除的运动表现优势。
塞门娅。
新规细节有迹可循
事实上，国际奥委会的新规的每句话几乎都有迹可循。
国际奥委会之所以表示SRY基因检测是侵入性最小的生理性别筛查方法，是因为性别筛查方法始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女运动员最初被要求脱掉内衣以证明她们的参赛资格。而随后的睾酮素检测，被不少运动员诟病为“侵犯人权”。
而患有完全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的“补丁”则源于1985年西班牙跨栏运动员玛丽亚·何塞·马丁内斯·帕蒂诺的真实案例。
1985年，她在日本神户大运会的DNA检查中被发现XY染色体，随后被国际田联禁赛。她花了三年时间才证明自己患有完全性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这意味着她体内存在她之前毫不知情的睾丸，但这些睾丸会产生她身体无法利用的睾酮。最终，她成功获得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尽管最终因伤未能参加）。
很长一段时间，不少体育机构都以睾酮激素水平作为“跨性别群体”的参赛标准，即要求跨性别女性参赛前至少12个月内血液睾酮水平持续低于10纳摩尔/升。
但根据国际田联的数据，女性的睾酮水平一般为每升0.12-1.79纳摩尔，而男性青春期后的睾酮水平为每升7.7-29.4纳摩尔。换句话说，男子选手的睾酮最低水平是女子选手最高水平的四倍。
据《纽约时报》透露，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即使把跨性别运动员的睾酮水平降至每升1纳摩尔，仍然无法消除原本是男性的变性运动员在肌肉质量和力量上的优势。
例如2019年，富兰克林皮尔斯大学的变性运动员特尔弗就在变性后夺得了大学生400米栏冠军，他的400米栏成绩只比变性前慢了0.19秒，而60米短跑的成绩甚至比变性前还要快。
塞门娅。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时间发生在南非著名田径运动员塞门娅的性别争议上。塞门娅是伦敦和里约两届奥运会的女子800米金牌得主，但她是典型的双性人特征，她体内没有卵巢和子宫这些女性最基本的器官，睾酮素水平还是正常女性的三倍。用塞门娅自己的话说，“远高于正常女性的睾酮素水平，是她的基因天赋。”
2019年，国际田联裁定塞门娅须降低体内的睾酮素水平，才能继续保有参加女子比赛的资格，塞门娅也一度按要求服用睾酮素的抑制药物，但长期服药让塞门娅体重增加，并且经常感到恶心、发烧和腹痛。随后，塞门娅以“捍卫人权”提起申诉，一度被裁定败诉，直到2023年，欧洲人权法院以4比3的投票结果裁定，世界田径协会的政策侵犯了她的人权。然而，该裁决并未推翻规则本身，世界田径协会表示，这些规则将“继续有效”。
值得一提的是，塞门娅及另外八名非洲运动员曾致信考文垂，详细描述了他们在现行资格规则下所遭受的“残忍和有辱人格的待遇”，包括侵入性检查、强迫手术以及有害的激素治疗，这些经历给他们带来了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
而在得知国际奥委会的新规后，她通过《纽约时报》发表声明，言辞激烈地批评道：“重新引入基因筛查不是进步，这是倒退。这不过是换了个名字的排斥。”
争议，从未断绝
事实上，关于跨性别运动员的争议从来没有断过。
早在去年2月，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禁止跨性别运动员参加女子体育赛事时便引发了不小的讨论。彼时，他宣称自己的目标是保障女性运动的公平性，“女子运动只属于女性。”
而《纽约时报》和民调机构益普索进行的一项调查中，有79%的受访人认为，不应该允许那些自认为是女性的“生理男性”参加女子体育项目。
运动科学专家罗斯·塔克直言，如果继续允许跨性别选手参赛，或许会导致“温水煮青蛙”的结局，“你能接受女子赛事中有5名跨性别选手吗？10个呢？50个呢？这似乎是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美国反兴奋剂机构顾问、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内分泌学家布拉德利·阿纳沃特则表示：“这是一个社会公正的问题，当有跨性别选手参赛并赢得奖金、奖学金时，其他参赛的女子选手会觉得自己输给了‘作弊’者。”
但当特朗普的行政令发出后，就在多个地区遭遇了抵制和反弹。比如缅因州州长就公开反对这一命令，并表示将根据州和联邦法律提起上诉。
西新英格兰大学法学院教授兼副院长艾琳·布祖维斯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一种肯定你性别认同的方式参加体育运动是一种权利。其他人在遇到基于性别的歧视时可以在法规下得到保护，但跨性别学生不能，这等于把他们排除在外。”
新西兰人哈伯德出现在了东京奥运会举重女子87公斤以上级比赛中，她由此成为了奥运历史上的第一个变性人运动员。
同样，此次国际奥委会新规发布后同样引发争议。英国LGBTQ+权益慈善机构石墙（Stonewall）就此决定作出回应：“体育运动拥有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的独特力量，而奥运会始终是这种力量的典范。今天的决定无疑会加剧我们这个日益两极分化的世界的分裂。安全和公平的考量应当始终是体育竞技的核心；但毫无疑问，这一决定将在社区和基层体育运动中产生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许多跨性别者，无论老幼，都会从中感受到他们不受欢迎，体育运动并非他们的舞台。”
而世界田联则坚定站在新规一边，世界田联发言人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吸引和留住更多女孩和女性参与体育运动，需要一个公平、平等的竞技环境，不应存在生物学上的‘玻璃天花板’。这意味着性别身份不应凌驾于生理事实之上。在所有体育项目中采取统一的标准，这必然是一件好事。”
最近几年一直在竭力维护“生理女性”权益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作者J.K.罗琳也在社交网站上发文：“国际奥委会今日的裁决，意味着女子体育终于有望回归公平，这值得欢迎。但我永远不会忘记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丑闻，当时那些自诩道德高尚、思想进步的人，竟公开为男人拳打女人的场面叫好。”然而这篇推文底下，一如既往，大多数留言仍在抨击谩骂罗琳，将其视为“女性叛徒”。
虽然外界争论不断，但可以确认的是，至少在奥运会的聚光灯下，那道关于性别的界限，已经被划得泾渭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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